曾俊華自爆「黑材料」　曾從事非法裝修工程

曾俊華最為人熟知的，就是他身為財政司司長的職銜。可是，「財爺」在大學時卻非主修金融、財經，而是建築。但他亦沒有成為建築師，而是做了教師，後來更成為當年第一位港府從美國招聘回港的政務官。

曾俊華今日續在電台節目中，分享他的大學生活，以及工作時的經歷。

▲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（經濟日報資料圖片）

Q：為何從建築投身教育？
A：我大學畢業時，正值70年代、經濟困難時期，我當時是讀建築的，很有期望可以設計「正嘢」，但現實不是這樣。我在一間公司待了數月，都是在設計廁所的管道細節，令我對建築這個專業有一點反感。我就決定不做這行業了。

我跟朋友開了一間公司，不做設計，只建房子，加一點裝修。我很開心，因為自己能親力親為，我連供電、供水的裝置都是自己設置，沒有牌照的（這是非法的？）算是，但這是比較小規模的裝修，沒有人會管，但這個經驗很好。

Q：你在讀書和工作的環境裡，有沒有目睹歧視？
A：有，是嚴重的，美國的歷史是充滿對黑人的歧視，有些黑奴來到美國，變成市民以後，仍受歧視。尤其越戰之後更嚴重，很多當兵的人都是黑人。當時的環境裡，會有很多民權領袖出來爭取平等，很多黑人、亞洲人、西班牙裔的人，大家都可爭取多點民權，是一個相當有力的運動。

Q：你有沒有參與這些運動？
A：有一些，在學校、生活中無法避免，因為這就是問題的一部分，所以如果你要解決整個情況，參與是不能避免的。

Q：最激的一次參與是什麼﹖
A：當時有一次在學校反越戰，其實是反權威（與現在的年輕人差不多？）其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，尤其當時MIT（麻省理工學院）有最多美國國防研究方面的資源，學生對很多方面都有大的反對，很多相當大規模的示威行動。不知是有意無意，有一兩年的示威活動臨近大考，學校就提早放假，取消大考，我想可能是因為放假能讓學生們回家，不再示威。（你有參與過？）我有，有參與過。

Q：作為過來人，你會很了解香港年輕人的激進行為？
A：理解，這都是一個學習的過程，大家都想透過示威了解社會更多。我常常都覺得，大家要透過多溝通，加深理解，可以解決問題。

Q：你為何從建築轉執教鞭？
A：當時在波士頓，有很多外來移民，包括香港移民。他們面對的環境與我初來紐約時，分別不大。當時我跟別人正從事裝修，就在想怎樣可以幫助新來的華僑﹖剛好有朋友跟我說，教育局有一個雙語部門，正聘請老師，就問我有沒有興趣。

加上當時麻省剛通過了一個新的法例，外來的學生可以修讀一個過渡式的雙語課程，讓他們在三年內以自己的母語學習科目，再回歸主流。我立即去讀夜校，早上做工，晚上讀三、四科，一年之內就拿到了雙語的碩士學位。

我也讀了很多語言學的課程，我在MIT時也有跟隨Noam Chomsky（著名學者）學習，但當時他是教授語言學，而非革命。當時去應徵（教師）也很有趣，我在裝修工作後，穿著牛仔褲就去了（著裝污糟邋遢？）我還掛著一個鎚仔去應徵。面試時，我跟面試官談了一會，相當投契，他就著我明天上班。

第一年教書是教初中的學生，我現在還有跟他們接觸，用書信、電郵來往。這樣就做了一段時間，但薪水就一般般，我記得薪水是8000元美金一年，分十個月付，你可以計算得到，每個月只有800元。

（比你之前的收入少？）少很多，但也可以接受，因我和我妻子「唔驚唔夠食」。第二年時，他們覺得我做得好，想把我升職，讓我由（前線）學校回到中央的部門，負責設計課程，薪金由每年8000元上升到30000元，我突然間富裕了。我從事課程設計的日子都頗開心。

Q：你是否因教導來自香港的學生，而接觸香港流行文化？
A：在波士頓教書時，接觸很多來自香港的學生。他們剛從香港而來，對當時的流行文化很熟悉，我們常常談及這方面的事，他們也推介我很多流行的唱片及電影。

當時在波士頓有一間戲院，日間播放三級片，晚上就租給華人社會播放中國電影。當時我們聽說紐約有一間戲院，有很多張徹、傅聲的洪拳電影，我們都非常著迷，幾個師兄弟駕駛四、五個小時車到紐約去看場電影、吃一碗雲吞麵，又駕車回波士頓。

學生也會推介我聽一些唱片。當時沒有人喜歡白人歌手，我會聽一些Motown、黑人歌手的音樂，後來香港也製作自己的音樂，如許冠傑，聽到地道的廣東話，我也會非常開心。

▲ 1989年，曾俊華（中）與樂隊朋友敘舊（圖片來源： 曾俊華網誌）

甚至我當時也會跟幾個朋友一起玩樂隊，隊名是Sojourners，意指「過客」。因我們的曾祖父、祖父等人，會到美國的心態都是作為一個「過客」，打算來賺錢，賺夠了就回家鄉。雖然絕大多數人在年紀大時，反而不夠錢回到家鄉。

當時我們會唱很多許冠傑的歌，很多唐人餐館都會邀請我們到場演唱，我們可以從中賺錢，一晚也有幾百元收入。（你負責什麼？）我彈結他，也會演唱。（你最愛唱許冠傑的什麼歌？）很多都很喜歡，例如鐵塔凌雲，但已不記得怎樣唱了。

Q：你在美國結婚生子，為何回來﹖很多報道說你在美國讀書時，認識在哈佛念書的曾蔭權，終被遊說回港，是嗎？
A：這也是一個元素，但這個念頭已存在一段時間了，因為這不是一個輕率的決定。我當時在美國已住了近20年，已是一個很典型的中產家庭，已結婚，有兩個兒子、兩隻狗、一間屋、兩個雪櫃、兩架車。當時就在想，我是不是要丟下這些東西回香港呢？

▲ 曾俊華兒女和狗的合影（圖片來源：曾俊華網誌）

▲ 曾俊華在美國養過的兩隻鬆獅犬（圖片來源：曾俊華網誌）

不過，我看見我的鄰居，生活跟我差不多，但已經年紀老邁。我當時就想，我在30、40年後，是不是仍然過著這樣的生活，於是就有一點恐懼。我開始想，是否要改變一下，嘗試一下接觸新事物。

當時綜觀整個亞洲的發展，中國方面，尤其香港，正值中英談判，我覺得很有趣，所以就有考慮，可否嘗試在香港發展﹖剛好，我在81年離開了波士頓的教育局，我是當中的高級顧問，負責課程設計。

離職後，我自資考進了哈佛大學的研究院，學費很貴，差不多是我整年的收入。（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決定？）我想要改變，加上這是一間好的學校，因哈佛大學是全美國在公共行政方面最好的大學，當時也已經工作了一段時間，想暫停一下，看看在學校裡能否學到新事物，更換跑道。

那時又剛好遇到曾蔭權，他是第一個被香港政府派到美國讀書的官員，在他以前的大多數人是被派到英國深造。跟他接觸之後，我就有考慮是否可考政務官。

當時在美國，也有10多個人和我一起考筆試，面試過後，我和另一位女士獲取錄，但她選擇了結婚，只有我接受取錄，我就成為了那年第一個政府從美國聘請回港的人。

Q：曾蔭權與你說了什麼，最能遊說你考AO？
A：他跟我說，AO的工作每幾年會轉換一次，這點我很喜歡，很大吸引力，不會「死做」30年，也是在做同一項工作。